7日，澳洲联储公布利率决议，将利率从0.35%上调50个基点至0.85%，市场预期为上调至0.6%，大超预期。

包括高盛集团在内的29位经济学家中，只有3位预测了这一结果，多数人预计加息25个基点。

彼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警告，如此多的刺激措施可能导致“经济过热”，拜登的提议实际上是预期经济产出缺口的3倍，而2009年的刺激措施只是缺口的一半。

萨默斯是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萨默斯曾出任美国第71任财政部长。2009年，他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委任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EC）主席，负责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政策工作，如今则在哈佛大学任教。

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忽视了这位经济学家的多次警告。去年年初美国通胀率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仍处在偏低的“1时代”，萨默斯的厉声警告并未得到重视，危险的种子随后逐渐生根发芽。

2021年初，美国政府公布了1.9万亿美元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延长300美元/周的补充失业救济金至当年9月6日，并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给特定人群发放1400美元救济支票；延长抚养儿童的税收抵免政策。此外，该法案还向地方政府和K-12学校提供3500亿美元和1200亿美元的救济资金，疫情防控、疫苗制造和分发、房贷补贴、餐饮行业等项目也获得了数十亿至数百亿美元不等的资金。

面对萨默斯“刺激太多会导致经济过热”的质疑，去年2月美国现任财长耶伦并不买账，依旧支持政府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两任财长也由此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曾任美联储主席的耶伦强调，美国通胀风险仍然低迷。“我花了很多年研究通货膨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拥有应对这种风险的工具。”

而萨默斯去年2月则警告称，拜登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会向经济注入过多现金，并引发通货膨胀。美联储很快将面临1970年代所遭遇的通胀挑战，可能2022年就得加息，政策基调将发生重大变化。到了去年5月，萨默斯的警告更加直白，美国应立即对宽松的经济措施采取限制，否则将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如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耶伦显然大错特错，但站在当时低通胀的情境下，萨默斯的警告反而成了“小众观点”，耶伦的观点得到了更多认可。

即使到了去年11月，耶伦还在强调，美国并没有失去对通胀的控制，随着供应链瓶颈、吃紧的美国劳动力市场以及新冠疫情逐步缓解和改善，她预计通胀水平将在2022年下半年恢复正常。而萨默斯则对此批评称，耶伦的预测“仅有不到一半概率能实现”。

直到今年5月31日，耶伦终于承认对通胀走势判断错误。“经济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冲击，这些冲击推高了能源和食品价格，供应链瓶颈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而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而耶伦此举也被华尔街视为替拜登“背锅”。

在美国前财长“完胜”背后，政治羁绊可能是耶伦难以言说的苦，现任政府官员往往会受到重重制约，而“处江湖之远”的萨默斯或许更能直言不讳。

美国资深记者Owen Ullmann在耶伦传记预发本中透露，私下里耶伦其实同意萨默斯的观点：太多的政府资金过快地流入了经济。

耶伦曾担心1.9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救助计划可能会加剧通胀，认为1.3万亿美元的规模更合适。

耶伦曾试图将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规模缩减三分之一，但最终没有成功。不过耶伦本人并未承认，她表示自己从未推动缩减拜登1.9万亿美元美国救援计划，并再度强调这一刺激计划推动了美国经济强劲复苏。

尽管今年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才开始逐渐升温，但与通胀问题类似，萨默斯早在去年3月就警告了经济风险。萨默斯彼时批评，美联储多年来固执不升息，而是一味扩大资产负债表，点点星火正在燃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是过去40年来最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因此，美联储未来可能会全力踩刹车，美国正面临40年来最糟糕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面临滞胀风险。

在那之后，萨默斯基本上过一段时间就会出来喊话，警告美国经济面临风险，但却并未引起重视。

如今，华尔街终于明白，萨默斯并不是在危言耸听，他的“经济衰退论”也受到更大关注。

从过往经验来看，美联储并非没有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先例。

例如，在1965年、1984年和1994年三段历史中，美联储大幅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应对了经济过热。但如今的通胀问题已经可以与沃克尔时代相提并论，想要灭了数十年未见的高通胀并不容易，更何况美联储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今天的美国经济也很难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赵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本轮全球通胀背后有一些长期驱动力，包括能源转型、俄乌冲突、逆全球化、人口老龄化等等。

传统能源产能受限及绿色能源高波动下，能源价格高企可能演变为能源转型期的新常态。俄乌冲突影响的持续性或超预期，对全球能源、粮食等资源品供需秩序的冲击或加剧全球通胀的持续性。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加深，也在持续影响全球通胀形势。

另外，疫情的影响可能也会长期持续。赵伟表示，疫后心理创伤可能不会随着疫情退潮而快速弱化，对就业意愿的压制或成为中长期现象。导致低薪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持续较为突出，加剧工资通胀压力。对于疫情期间的产能破坏，恢复过程可能是长期性的，会从供给端推升通胀压力。另外，疫情使主要经济体更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或带来贸易成本上升，对通胀形成长期影响。

面对数十年未见的高通胀，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正在发出一个“新时代”的信号。萨默斯表示，美联储终于认识到通胀问题的严重性，新问题是未来如何让经济“软着陆”，而这难度非常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得出的“教训”是，一旦牺牲了信誉，美联储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重拾。

6月6日，萨默斯等多位经济学家公布了最新经济研究报告，结果显示，美联储想把通胀降至目标水平的任务要比此前预期的更加艰巨。

萨默斯团队使用当今标准重新计算了历史CPI数据，经过最新调整后，1980年6月核心通胀率估计为9.1%，低于当年官方报告的13.6%的峰值水平。这意味着沃尔克在1980年代初实施的激进货币紧缩政策只将核心通胀率压低了5个百分点，而非官方统计的11个百分点那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CPI计算方法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数据扭曲了对不同时期通胀的比较。”

对此，萨默斯等经济学家分析称，今天美联储如果要把核心CPI升幅控制在2%（2022年4月美国核心CPI上涨6.2%），需要的通胀率降幅与沃尔克时期几乎相同，因此鲍威尔想把通胀拉回目标区间的难度不亚于沃尔克。美国要恢复到2%的核心CPI，将需要“沃尔克式”紧缩，而上世纪沃尔克的政策曾令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此外，萨默斯团队对二战后几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经济学家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1950年代和1980年代的数据，这可以成为对通胀下降前景过度乐观的一种“警示”。

“美联储即使拿出最好的表现，也不太可能找到一条既能将通胀水平控制在2%-3%之间，又能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道路。”萨默斯展望道。

世行在报告中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1年的5.7%下降到2022年的2.9%，远低于今年1月预期的4.1%。不仅如此，由于疫情和俄乌冲突，今年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比疫情暴发前的趋势水平低近5%。

马尔帕斯说，“市场是向前看的，因此鼓励生产、避免限制贸易是当务之急。为了解决资本错配和不平等问题，需要在财政、货币、气候和债务等多个政策领域做出改变。”

报告称，由于新冠大流行的残余影响和全球需求疲软，预计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4.3%和5.2%，比1月的预测分别低0.8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而美国今明两年的增速则分别为2.5%和2.4%，比1月的预测分别低1.2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艾伊汉·科斯表示：“发展中经济体必须在确保财政可持续性与减轻当下的多重危机对最贫困人口的影响这两方面保持平衡。清晰地传达货币政策决策、充分利用可靠的货币政策框架并保护央行的独立性可以有效地锚定通胀预期，降低为实现控制通胀、促进经济活动的特定效果而需实行的政策紧缩规模。”

据世行预测，明年全球通胀将有所回落，但很多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可能仍会高于通胀目标。报告指出，如果通胀持续居高不下，而有关国家采用如同解决70年代滞胀那样的政策措施，则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急剧下滑，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会出现金融危机。

报告指出，预计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增幅将从2021年的5.1%大幅下降至2.6%，比1月的预测低1.2个百分点。预计2023年将进一步放缓至2.2%，主要原因是大流行期间的财政和货币支持将进一步退出。

报告还指出，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也将从2021年的6.6%降至2022年的3.4%，远低于2011-2019年间4.8%的年均增长率。

这是因为虽然能源价格上涨对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有短期提振增长的作用，但仍无法抵消俄乌冲突负面溢出效应的广泛影响。世行已下调了近70%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2年的增长预期，其中包括了大多数大宗商品进口国以及五分之四的低收入国家。

报告强调，需要在全球和国家层面采取果断的政策行动，避免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最严重后果。这要求全球共同努力，减少俄乌冲突造成的人员伤害，缓解石油和食品价格飙升带来的冲击，加快债务减免，并扩大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国家层面也需要采取措施，在保持全球商品市场良好运转的同时做出有力的供给反应。

此外，政策制定者应避免实施价格管制、补贴和出口禁令等扭曲性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加剧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在通胀上升、增长放缓、金融条件趋紧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的严峻背景下，政府需要重新确定优先支出事项，有针对性地向弱势群体提供救助。